病室裏最教人不願見到的就是:來訪者非但與病者沒任何言語、眼目或身體上的互動,且還遠距離地站在床腳邊,藉與同訪者閒聊、看手機、閱報刊、甚或走離病床數米以外的電視機前打發時間。其實,病室可供親朋探望病者的時間是極緊的,為什麼來訪者還要這樣浪費呢!如相若的情境發生在寧養病房,就更教人心酸了;為什麼人類總愛白白地放棄每個可讓自己珍惜的好機會呢!

人類打從呱呱落地開始,無一嬰孩不是靠賴他者的照顧及供養而存活過來的。雖說群居是人類的習性,然而群居共活的背後,其本質基礎除建構於血緣關係外,也建立在相互的互惠根基上。 就如儒家思想以直系血親為軸,把中華民族的世間倫理展伸建構而成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的理想根基,也正正顯露出「相互」作為常規倫理操守關鍵的可能性。可是,每當其中一方出現了身心靈的偏差(如叛逆、離異、危疾),至彼此無法持守相互的關係時,常規倫理的局限就會無情地被揭露?來了。原來相伴同行本來就非一廂情願即可達成的,更何況是危病床邊的照顧或陪伴呢!

雖膝下無兒女,但已過銀婚周年紀念的阿敏與阿輝,是旁人眼中恩愛夫妻的典範。六星期前,阿輝因癌腫不治過世了。身為病床邊照顧並陪伴者的阿敏卻極愧疚,當眾人都說她對丈夫的照顧已遠超鞠躬盡瘁的體現時,她卻直言自己期間所提供的照護並不是質的延續,而是負向的質變。從阿輝被診斷出肝癌、接受手術、化療,直到無法繼續治療,而進入寧養病房後過世的過程裏,阿敏不惜拋下一切的社會角色,只求專心一意地守護夫旁,這主觀質變的心路歷程究竟是一回怎麼的事呢?

自阿輝被確診肝癌的開始,外科醫生已對治療的可能性極不樂觀了。然而,還未屆退休年齡的夫婦倆,不甘放棄求醫的機會,經商討後兩人定意儘管要付出任何金錢與代價,也會尋求並接受積極的癌腫治療。自此,阿敏就旋即放下了文字工作,與及閒來為娘家侍母的散務,決意同心與丈夫共命戰勝癌腫。從「無飯」賢妻,至學習買菜、熬湯、做飯、並轉為家庭「煮」婦;從處處被受保護的內子,突變成丈夫的照顧者、對外的發言人;從原先不善理財的數子盲,急躍而成為財務把關的決策者;夫婦倆的相互依存關係(co-dependence)瞬間經歷急劇的轉變。然而,兩人既定意相互持守共構彼此的未來,那麼,不論生活是多難耐,阿敏仍是無怨無悔地一一承受。及至手術後的第七個星期,阿輝完成兩回化療後出現了嚴重的嘔吐、腹瀉失禁、口腔潰損、體溫失調、貧血,癌指數躍升、血小板與電解質失衡等種種徵狀,至令身體的各項機能每況愈下,並漸漸喪失自我照顧能力;一切的起居活動並日常生活的照料全須依賴妻子。此時的阿敏,一方面要肩承必要卻無止境的照顧工作,另一方面亦要耗費心力與醫護人員保持溝通,並學習如何處理及改善丈夫當前的體能狀況;此外還得要按丈夫的意願,於絕不能透露其患癌的前題下跟夫家的家人聯繫。莫說要儲備精神氣力以應對瞬息驟變的突發處境,就連自己是否身心疲累、進食有時、睡眠得足,阿敏也不敢奢望一顧。

然而,最致命的傷痛還是阿敏漸漸感到,自己與丈夫那相互依存的關係已抵達不能逆轉的改變了。隨著身體的衰敗,阿輝彷彿就全然墮入了自己獨自建構的國度裏;不善社交互動並定意向老父母隱瞞病情的他,變得足不出戶且極其內向;雖然主診醫生已清楚闡明了化療的針藥無助於他體內癌腫的擴散,然而阿輝仍是單方面的認為醫生只是建議他暫停劑藥而已。向來善辯並喜好分析的他,每遇大小事情急需決策時,總會借意逃避,整個人變得飄忽難料,更讓身邊的妻子無從觸碰。

確實,阿輝的體力與精神已較化療前下滑得多了,對睡眠的渴求也隨之增加,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妻子的依賴減輕。相反,正因他的關注焦點已單純地內轉以自我並自己的身體為一切中心,服藥、更衣、梳洗、如廁等等都全然坐望妻子的協助,並且人也變得極為不耐煩與急燥,對阿敏的勞倦與感受已不加理會了。最糟的,還是他於夜闌人靜一覺醒來之際,就會喚醒疲累不堪的妻子,時而要求對方與他分析患癌以來每遍求診並接受治療的利弊、時而要求對方於電腦網絡替他搜尋化療藥物的資料。可憐的阿敏雖明確知道醫生已為丈夫作出了終止化療的決定,可恨自己仍未能接受得到讓自己的咀巴如實地訴說出來。為了持守婚盟的承諾,並竭力避免讓丈夫感到被放棄而墮入無望的孤單,她就只得抵著眼睏和淚水、陪伴在側,並重申會與丈夫共同進退、對抗癌魔。唯獨當丈夫再次入睡後,阿敏才得面對自己真正的內心渴求與感受:從先前夫婦倆持守求生的希望,到自己不得已要放棄希望;從原先與丈夫能坦誠地分析或溝通病情,到現今自己已無言相對;從昔日夫婦兩人並肩打拼、共同承擔,到當下自己一人孤身應戰……心底裏是何等渴望丈夫能像昔日般與自己維持言語及心智的溝通並精神上的連繫啊!即或溝通的話題已轉成關乎於處理後事或死亡的議題,也總都算是共命同處、共苦同行的啊!

洋洋淚水每天滾,但淚水過後日子還得要撐下去。只是除卻肩負日益繁重的照顧責務外,阿敏更要承受快將喪夫的心緒。深知丈夫的離世日子近了,相方理應相互珍惜當下共在的時光;然而,隨著丈夫的體能和心智的耗損,清醒的時間減少,夫婦倆人的心靈相交已無法通達了。縱然阿輝在身體的照顧上對妻子仍有極高的依賴,但妻子對他情深的呼喚他已無從回應。一次又一次的,阿敏深深地體會到絕望與無奈,眼前的丈夫已經離開自己很遠很遠了。雖說正在經歷身心衰亡的是阿輝,但精神彷如已死卻身體還正苦苦地活著的卻是阿敏自己;這種生不如死的感覺讓阿敏的內心不停地控訴:為什麼守在瀕死床邊的不是丈夫而是自己!混雜了愛與絕望的綑綁,承擔與逃避的心緒苦苦交纏,阿敏的身心靈已感到全面性累;漸漸地,她離開丈夫病床邊的時間拉長了,透過把弄手機打發時間的次數增多了。從有愛無悔的盡心照顧,演變到煩憂帶怨的責務感,阿敏為對丈夫的照顧與陪伴經歷了負質變的虧欠而深感愧疚。

作為普羅大眾的我們,慣常地將床邊的照顧與陪伴視為家庭倫理的規範性義務。然而,我們可曾想過,當關係仍處於遠近交錯的恩、怨、情、仇之中,即便是最親密的宿緣親屬(如子女、配偶、父母、兄弟姊妹)也將無際於病床邊的照顧呢?多年來與經歷臨終處境的家庭同行,筆者深深的體會到:走到臨終照顧與陪伴瀕死者的位置,除部分靠賴角色關係的受責感和義務感外,也還得要涉及往昔和現在的生命經歷,與及相方相互共在的承擔和分享能力呢。

倘若他日於病床邊,我們再次遇到驟眼看似「不在乎、不孝、不敬」且人在心不在的來訪者時,願我們且先放下「久病床前……」的先見,能以一顆清心,懇求聖靈的帶領,讓自己多一分體諒、多一點謙卑,然後虛心地想一想:自己當下可為他們造就些什麼呢?願神祝福這份「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心志。

文:劉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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